不知从何时起，硅谷创业女性肩上的压力更重了一分。这些创业女性们渐渐发现，不仅工作中的层层困难令她们头痛不已，“职场性骚扰”也在不断挑战着她们的忍耐力。

变质的硅谷

2017年6月，Uber首席行政官Travis Kalanick宣布辞职，因公司深陷性骚扰丑闻遭到投资人诟病。无独有偶，另一名硅谷大佬“500 Startups”创始人Dave McClure被多次指控性骚扰女员工，被迫下台。更有甚者，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公司DFJ（德丰杰）的创始人Steve Jurvetson也正在接受性骚扰指控的调查，一位女企业家在Facebook表示，德丰杰的“掠夺性行为非常猖獗”，警示其他女性多加小心。而这几起事件只是硅谷性骚扰问题的冰山一角。

据调查，硅谷女员工中大约60%的人说自己曾经受到过性骚扰，30%的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这些数字高得令人惊讶。硅谷，这个世界上聪明大脑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正逐渐被笼罩上一层丑闻的阴霾。性骚扰问题已经开始威胁硅谷的长期发展，也让整个行业陷入一种病态的文化。

权利的游戏

为什么这个象征高科技、创新、先进的城市代表逐渐成为了性丑闻的暴风中心呢？

硅谷作为全球顶级的创新中心，云集了大量创业公司和投资人。而性骚扰大多发生在男性投资人和女性创业者之间。男性天生爱冒险、好争斗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成为风险资本家，加之硅谷性别不平衡导致的男权主义盛行，促使男性成为投资领域与企业管理的垄断者；在硅谷“Old Boys' Club”的权力结构之下，女性很难进冲破垄断进入企业管理层，她们不得不沦为潜规则的羔羊。这种权利的差距极具风险，很容易成为滋生危险关系的温床。

贾斯汀•卡尔德贝克（Justin Caldbeck）是一名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他因最近被公司多名女性员工指控性骚扰而被迫辞职。他在声明中坦承：“风险投资领域本身存在着不公平性，男性风险资本家和女创业者之间的权势差距，埋下了许多隐患。”

沉默的女权

除了职场地位的差距，一些女性默许的态度也为职场性骚扰“推波助澜”。

社会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与思维偏见，使得女性在就业市场总处于一种“不如男性”的弱势地位。女性CEO的业务能力往往不是最受重视的，相反，她们的衣着容貌更容易成为工作场合的关注点，她们在男性视角中仅扮演了“花瓶”的角色。在这种性别歧视之下，女性创业者想要获得更多认可，就要付出更多努力。正如一位女性创业者所述：“我必须在这个大男子主义至上的风险投资圈，学会各种生存法则。”

当有些女性创业者发现顺从男性投资人的某些要求可以帮助她们尽快取得融资时，她们便选择默许。这些女性把性别差异视为获得融资的捷径，并恰到好处地利用“规则”。所以，当职场性骚扰发生时，她们不愿声张，而是选择接受这种性别差异带来的利益。这无疑助长了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并且令男性权利者更加猖狂。“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般是受害者。”西蒙•波伏娃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女性在这场权利纷争中的角色。

另外，从客观角度来看，硅谷的创投圈本质上是个规模不小的社交闭环。众多创业者和资深投资人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交圈，圈内的人互相分享信息，彼此拉帮结派。一旦有人破坏这种和谐的氛围，她将被踢出圈子，逐出战场。这也是为什么硅谷的创业女性在遭遇性骚扰后敢怒不敢言的顾虑。性别歧视好像已经成为硅谷的常态，而非缺陷。在这个“优胜劣汰”的筹资之战中，在这个男权主义占上风的风险投资圈，不少女性创业者认为，沉默与忍耐是为了完成融资所必须付出的牺牲。

未来可期否

那么，职场性骚扰该如何被解决？

首先，要解决性别歧视，社会必须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性别问题与女权主义不能仅仅成为女性之间探讨的话题，而是要发动整个社会参与进来，让性别、尊重和女权这些话题可以被公开讨论，让under table的灰色规则无所遁形。政府需要加强社会对于性骚扰事件的关注，加强公众场所性侵犯的惩罚力度；同时，媒体应加强公众监督能力，使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简单、短暂的性骚扰行为，也不能被容忍，必须受到谴责。

另外，硅谷最近也在不断整顿性丑闻的风气。一些女性风投基金的创立，为女性创业者提供更多支持，帮助她们更快融到资。此外，许多大公司开始注重规范企业文化，如谷歌一直倡导的鼓励多样性、包容性和科学思维的原则。在多元文化的企业中，性别差异将不断被弱化，这会使女性员工在职场拥有更公平的地位。

世界范围鼓励女性抵制性骚扰的呼声越来越高，女性应该勇于在受到侵犯时保护自己。虽然近些年，女性“反性骚扰”的意识和行动都明显增加，但在这种以科技创业为主导的大背景中，一些不光彩的现象无法根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女性应该不断提升职业技能与自信，让自己在专业领域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来抵消性别带来的便利。只有女性真正在资本市场、创新科技领域都不再是弱势的时候，女性才能真正掌握职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