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投君：当年热心期盼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人，如今都成为了老人家。在入欧这件事儿上，土耳其仍然没有着落。如果只看到伊斯兰底色，那么你确实没有到过这个欧亚交汇处的蓝色过度。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人，无不惊讶于它的千面与多元，还好“西进”的中国望向了“向东看”的土耳其，沿着一带一路，两个古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国度，能否携手再次点燃贸易的火花，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1979年，作家、文艺批评家约翰伯格来到伊斯坦布尔，乘船从亚洲区驶向欧洲。渡船上挤满了每日来往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居民：裹着头巾背着孩子的疲惫女人，来打工的安纳托利亚农民们，被货物压弯了腰的库尔德搬运工人。两岸的壮丽沉浸在宁静的晨雾中。自1940年代实行多党制以来，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左派和笃信伊斯兰传统的右翼民族主义党派针锋相对。

在那军事管制的年月，民选政府陷于瘫痪，左右两派的冲突在大街小巷留下具具尸体；最终，维护世俗统治的军方将出面扫清伊斯兰保守势力。土耳其对外贸易衰退，经济和政治动荡带来了持续的通货膨胀，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日益年久失修、荒芜破落。然而，来自安纳托利亚贫困乡村的农民们仍源源不断涌向这“童话般幸福的城市”，即使被迫寄居在远郊庞大的贫民窟中。

“……渡船悬置在家与工作，奋斗与奋斗，大陆与大陆之间。这个悬置，在我的记忆里栩栩如生，正契合这个国度当下的命运。”伯格写道。

(伊斯坦布尔曾经的希腊人街区)

这伟大的城市许人们以欧洲式的美好未来，宣扬西化的、世俗的文明生活。巨大的广告牌上，时髦的金发女郎倚在敞篷跑车上喝汽水，正如在纽约或巴黎。自奥斯曼晚期始，为应对快速现代化的西欧国家的威胁，帝国走上了西化之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更是全盘否定奥斯曼与伊斯兰传统——它们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罪魁祸首，应被抛在身后。

今日的海峡上，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在蓝色清真寺的宣礼声、传统市场的吆喝声和对岸贝尤鲁欧洲化社区的喧哗声之间，身着面纱黑袍的女人和迷你裙女孩擦肩而过，塔克西姆广场上对伊斯兰主义政府的抗议声不绝。这种永恒的悬置和分裂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改变，但奥斯曼与拜占庭的痕迹，渐渐仅存于古老的砖石之中。

大海与城市

每日往返于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的渡轮是伊斯坦布尔的恒久景观。自十九世纪中叶起，汽船大量投入使用，拓展了城市周边的交通网络，博斯普鲁斯沿岸村镇的居民得以频繁造访伊斯坦布尔。这一景象使海峡日益具有欧洲城市的风貌，在日落时分与两岸壮丽的奥斯曼建筑交相辉映。

（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全景）

但这片水域的发展始于更古老的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建成便是为了把握命脉：公元前七世纪，希腊殖民者根据德尔斐神谕在今天的法蒂赫地区（Fatih，即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所在区域）建立了殖民地。

这是一个三角形海岬，面向大海的两边都利于防御，以便掌控从爱琴海通向黑海、乃至沟通更远的东方地区的命脉。希腊人到来之前的本地历史尚不为人知，是古希腊人为了寻找资源和贸易机遇，最早将黑海带到了世界面前。在这里，他们遇见阿拉伯人、东北方的游牧民族、高加索人、斯拉夫人、犹太人等各族群，他们改变了自身传统、迅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使语言和文化的边界模糊不清。

这里并非文明和野蛮的分界；各种文化在熔炉中相互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东方秩序，和西方分庭抗礼。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当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君士坦丁堡，黑海地区势必占据首要战略位置。

今日泛舟于金角湾上，两岸的风貌差异十分明显：法蒂赫地区多巨大的清真寺、宣礼塔及层层叠叠的奥斯曼式房屋，而对岸贝尤鲁地区则像一座意大利城市，14世纪热那亚人建造的加拉塔堡垒俯瞰海湾。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曾世代居住于此。到了中世纪，拜占庭越来越倚重这些意大利城国的海上力量。由于活跃的海上贸易，它们的海军在与海盗对抗中日益强大，相反拜占庭海军则衰弱了。

自9世纪开始，拜占庭给予威尼斯人商业特权来换取海上保护。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这种关系发展成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实质上的垄断。终于，威尼斯参与了13世纪的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在其陷落后获得了大片爱琴诸岛和黑海沿岸地区土地。

热那亚同样不甘落后。它与流亡的拜占庭王朝建立同盟，与1261年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从而获得了原属于威尼斯的贸易特权。热那亚人占据了今日加拉塔堡垒一带，并且，帝国所有的港口都对他们开放。此后直到土耳其征服，两个城国始终激烈竞争。

意大利商业活动使黑海沿岸城镇活力焕发。船只可以在一星期内从君士坦丁堡到达最东边的特拉布宗，也可以从特拉布宗驶向克里米亚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再前往伏尔加河流域的塔纳，再上行到里海。主要港口都设有这些城国的领事馆。尽管周边内陆的情况危险复杂，至少从土耳其直到乌克兰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的海岸都连成了一体。这使帝国的首都日益多元化：小贩用希腊和意大利方言叫卖，多明我修会与方济各修道院的钟声与穆斯林祷告声和东正教吟唱声此起彼伏。这便是后来包罗万象的奥斯曼帝国的基石。

土耳其征服后，热那亚和威尼斯都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继续以金角湾以北为基地经营贸易。贝尤鲁（Beyoglu）一名便来自一位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头衔（Bailo）。这位大使的官邸便是今日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意大利领事馆，历史在此保持了完美的延续性。

今日，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游客自然会参观辉煌的圣索菲亚教堂、穿越市区的水道桥、巨大的地下蓄水池、优美的加拉塔堡垒和周边的意大利式城区。然而，除了这些沉默的遗迹，在土耳其人的生活中已找不到其他的拜占庭纪念物，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也无迹可寻。

“和伊斯坦布尔大部分土耳其人一样，小时候我对拜占庭没什么兴趣……这些是遥远年代的残迹，用不着去了解。甚至征服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也非常遥远。毕竟这些东西已被我们这些人所属的第一代‘新文明’所取代。”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

然而，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层层叠叠的城市，古老的遗迹常会在某一时刻从地下涌出，回应或冲击历史的浪潮。正如在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中，与欧洲有关的过去影响着人们的认同，左右着他们看待自己与他者的方式。这一“新文明”，实则建立在遗迹之上。

消失的奥斯曼人

1896年，意大利作家艾美西斯来到新建的加拉塔大桥边。他宣称在一个小时内，看到了整个君士坦丁堡的人从面前走过：

“一个穆斯林妇女走了过来。然后是一个蒙面纱的女奴。又来了一个希腊女郎，长发飘拂，戴着一顶小红帽。……一个犹太女人穿着古老的民族服装。一个黑人姑娘裹着一块五颜六色的开罗披巾。一个来自特拉布宗的亚美尼亚女子，从头到脚着黑色……然后是一个叙利亚人，穿着长长的拜占庭斗篷……保加利亚人穿着深色束腰外衣，带着毛皮边的帽子。向导又催促快看一个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乌克兰哥萨克，突尼斯人……内行能够在这汹涌的人潮中分辨出各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和服装，没有两个人的服装是相似的。”

今天，加拉塔桥下遍布海鲜餐馆，门口的侍者殷勤拉拢客人。桌上的餐巾颜色恰似海水，桥上繁忙的交通轰然作响。在这人口超过1400万的巨型城市，家家户户拥有汽车，使主干道24小时水泄不通。艾美西斯当年在桥上所见的永恒风景并无变迁：北岸的加拉塔堡垒沐浴斜阳，南岸的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苏莱曼清真寺和层层叠叠的奥斯曼房屋从高地上绵延而下，定格了这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天际线。帝国似乎仍然广袤无垠。当年在此金角湾岸边，周五礼拜日可见苏丹的队伍浩浩荡荡向蓝色清真寺驰去。

帝国所缔造的永恒诉说着瞬间的短暂。加拉塔桥上依旧人潮汹涌，桥边大市场仍保留着奥斯曼时代的外观：密集的圆形拱顶，长而宽阔的走道，两旁店铺的的商品目不暇接。糕点、香料、干果和瓷器的色彩在灯光下跳跃，与混合而成的香草气味、小贩的高声吆喝相融。而此地的人群——清一色时髦现代的土耳其人和好奇的外国游客，仿佛闯入19世纪的时间旅行者。

艾美西斯所见的姿态各异的行人已经消失无踪。这是一个已经无处寻觅的种族——“奥斯曼”并非只是一个地名和国名，更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相信，今日唯有在一些人彩色的眼睛、特别高的鼻梁或格外卷曲的浅色头发中，还能看到这些奥斯曼人留下的最后痕迹——帝国崩溃后，最终留下的人被轰轰烈烈的土耳其化运动所同化。

中亚的游牧突厥人自8世纪向西迁移以来，沿途不断吸收定居民族的智慧。到奥斯曼帝国建立之时，奥斯曼人面临一片疆域前所未有广阔、人口极度多元化的领土。从巴尔干半岛到小亚细亚，从克里米亚到北非，各公国都臣服于苏丹，向他纳税进贡，供养帝国。即便如此，苏丹感到他需要更多的人力来管理和守卫这个庞大的帝国，由此便产生了独特的奥斯曼奴隶制度。来自各国的战俘被强制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帝国禁卫军；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地的奴隶市场供应聪明漂亮的年轻男女，服务于帝国。

黑海的许多港口因为奴隶贸易而兴盛。苏莱曼大帝的宠后洛克姗拉娜（又称Lady Hurrem）出身于西乌克兰一个山村的牧师家庭，被洗劫村庄的鞑靼人卖到伊斯坦布尔，送进苏丹后宫。在那里她接受了严格的宫廷训练，出色掌握了奥斯曼语和伊斯兰教的知识。升上皇后高位后，她成功影响了帝国政治，并使儿子塞里姆二世成为苏丹。帝国充斥着来自欧亚各地的各种肤色的女子，使奥斯曼血统更加复杂。

当时的西方人惊讶地发现，出身对于奥斯曼政府似乎无关紧要。“我们提取异教徒中的精华为己所用，”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写道。通过“德米舍梅”（Devsirme，意为血税）制度，每三年左右，进贡男童征集官便来到巴尔干的村庄，在当地神父和长老的辅助下筛选最优秀的基督徒男孩带往君士坦丁堡。这些奴隶将进入宫廷学校，他们的成绩、相貌、智慧、风度、力量和虔诚都会被反复测试，以便决定在哪个部门为苏丹服务。他们不但要掌握数十种学识，还要熟悉宫廷传统和习惯，当然最重要的是正式皈依伊斯兰教。

帝国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官和文官都来自于这个系统。“土耳其人不在乎这些男孩是贵族，渔民还是牧羊人的后代，这些高官都相貌俊美，才华横溢。”威尼斯海军舰长莫罗斯尼（Francesco Morosini）十七世纪时写道。成为苏丹的奴隶，并不意味着身份低下。相反，不少山村男孩最终官至大维齐尔，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地位仅次于苏丹。这一系统也切断了权力世袭制度，因为这些男孩的后代是穆斯林之子，不能为奴。他们死后，所累积的财富要归还帝国。

有什么能与这种经历媲美？从贫困艰辛的山村进入一个繁盛的新世界，从狭隘的教区社会进入广袤的帝国社会，进入宏伟的君士坦丁堡，面临跻身权贵的机遇——崛起于苏莱曼时期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是希腊水手之子；侍奉过苏莱曼、塞里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三位苏丹的索库鲁×麦赫麦特帕夏则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农民之子。他们自小在严格的奥斯曼系统中长大，培养了对帝国和伊斯兰的无上忠诚和顺服。他们和家乡的纽带也成为苏丹将帝国各地区吸纳进奥斯曼系统的一剂良方。

索库鲁帕夏铭记着波斯尼亚的群山与河流，他为家乡修建数不尽的清真寺、浴室和桥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维舍格莱德（Visegrad）至今仍存的德里那桥——南斯拉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那河上的桥》使其名扬于世。正如此书所写，索库鲁帕夏的英明在波斯尼亚人民之中长久传诵，大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歌谣讲述着修建德里那桥的传奇。

(充满东方风情的大巴扎)

伊斯坦布尔已失去亲密自由的氛围。奥斯曼时代，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实施宗教自治，比邻而居。街上奇装异服的民众怡然自得，彼此闲谈，其宗教与文化受到帝国的尊重；各地的商旅使节同样受到保护，自由往来城中。今日寻访旧日痕迹，唯有古老的砖石尚存。无论探访奴隶市场旧址、卡迪加（Kadirga）区的索库鲁帕夏清真寺、遍布全城的索库鲁帕夏浴室或土耳其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原为易卜拉欣帕夏官邸），所见的无非是帝国的空壳。

进入19世纪，在帝国各地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欧美强国的夹击下，暮气沉沉的巨人逐渐倾颓。到了20世纪初，帝国已经失去除了马尔马拉地区和安纳托利亚之外的所有领地。新的民族国家如同雨后春笋，急切地创造和巩固自己的身份认同：曾经繁盛的帝国现在被称为黑暗、奴役、静止的历史，民族国家则要带领人民回归正道。在难以计数的种族清洗和人口交换运动中，数百万穆斯林（除了土耳其人，还有巴尔干斯拉夫人，希腊人，高加索人）离开家乡前往土耳其，同时帝国的非穆斯林子民大量“回到”了阔别几个世纪的故土。

随着凯末尔的世俗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人口日益单一化，凡是选择留下的人唯有加入土耳其化运动的大潮，隐没于人群中。金角湾两岸的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商铺物是人非；法纳尔区（Fener，希腊区）已居住着土耳其人，唯栋栋相连的民居和椭圆形露台依稀有希腊城镇的轮廓。废弃的老旧石屋在路边倾颓，将往昔的最后余晖凝固，与这座城长久相伴。

土耳其化的伊斯坦布尔，欧洲化的伊斯坦布尔

帕慕克对1950年至1980年的伊斯坦布尔情有独钟。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及《别样的色彩》中，他讲述如何在此度过迷惘的青年时代，同时目睹奥斯曼时代最后的遗迹逐渐消逝。这一切赋予伊斯坦布尔强烈的“呼愁”气质。

帕慕克认为，新的共和国明确了其目的——成为现代化强国，却失落了它的身份——我们是谁？“建国者认为，往前走的唯一方式是发展‘土耳其性’的新观念……帝国时代多元种族文化的大伊斯坦布尔到此结束，城市停滞，掏空自己，成为单调、单语的黑白城镇。”

(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这里倾注了他对伊斯坦布尔全部的怀旧)

在他儿时，伊斯坦布尔人尚能看见与帝国的最后联系。某位姨妈来自一位帕夏的后宫，风韵犹存；夏日去度假的博斯普鲁斯木制“雅骊”（Yali）别墅群建于奥斯曼时期，代表旧式的奢华做派，其主人和帝国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别墅聚会时，年事已高的帕夏和贝伊们怀念着辉煌年代，而窗外已经燃起了凄凉的火焰——陈旧的雅骊别墅不能提供现代化的舒适，一栋接一栋被焚毁，随之消逝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显贵家族，如今四散世界各地。如今乘船在博斯普鲁斯航行，两岸的风景已经多少现代化，唯有紧邻水边的区域还残留一些雅骊。

共和国成立后，奥斯曼人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实际上，他们的子孙后代遍布法蒂赫和贝尤鲁，经营各种商店。帕慕克回忆儿时和母亲造访布店，店主一家“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街头也总能听见有人大声讲着希腊语或亚美尼亚语。但是，凯末尔的土耳其化运动使这个大都会疾速过滤掉了一切异族因素。街上行人开始彼此监督：“市民们，请讲土耳其语！”

缔造共和国后，凯末尔一直在探索一种“土耳其史观”。帝国由巅峰滑落，一败涂地，为共和国留下一派贫穷凄惨的景象。国父感到他有必要挽救国民失落的尊严和荣耀，抛弃陈旧过时的认同，重塑他们的未来。这一史观将土耳其人打造为人类文明之母、欧亚其他民族的祖先，当之无愧的优等民族。在奥斯曼时代，落后的宗教观使土耳其人遭遇挫折，但在新的世俗国家中，他们将再次成为全人类的领袖。

在通往这一伟大目标的征程中，奥斯曼传统与伊斯兰成为凯末尔党人眼中现代化的障碍、落后的根源。唯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层面上消除它们的控制与影响，土耳其方能贯彻现代进步主义。土耳其在皈依伊斯兰之前本是一个世俗、民主、进步的民族，现在通过去宗教化，土耳其民族性将得到复兴。要为此目标团结奋进，国民要作为一个新民族从废墟中重生：再次成为一个文明及理性的群体。任何共和国公民，都必须成为这一群体的一份子，成为一个完全的土耳其人。他必须穿西式文明服饰，接受西式教育，使用西式法规——如此加速现代化。

帕慕克回忆道，儿时所见的多元化大都会在他成年时已经消失。伊斯坦布尔如愿成为了一座土耳其城市，被“征服”的少数民族有如河流入海。19世纪来访的法国作家笔下神秘的东方情调一去不返：苏丹的托普卡帕宫对外开放，后宫已经空空如也；阴暗的街道被路灯照亮，妇女不再与世隔绝，散乱的古墓地整修一新，街道上不再有流浪的狗群，奇异的街头艺人消失无踪。

这个国家在几十年中变得富饶，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民主典范”，黑海地区的经济奇迹。但土耳其人却并未因此停止对自身身份的追寻。伴随着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声，世俗民主观念再次与伊斯兰复兴主义针锋相对。欧洲，亚洲，抑或其他？多年来，土耳其人热切希望做欧洲人（加入欧盟），却仍然不被接纳，无奈的愤怒由此而生：西方不过想左右土耳其的制度和人权，并在经贸往来中获利。反欧浪潮和伊斯兰复兴主义彼此扶持，曾经以西化生活而自豪的人开始攻击欧洲“邪恶的双重标准”。因为抚慰了国民失落的心灵和无所适从的认同，温和伊斯兰派政党屡屡赢得大选，开始尝试在宗教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贝尤鲁如同伦敦、巴黎一般的街道和金角湾对面奥斯曼风貌的旧城彼此相对。伊斯坦布尔，就如同这个国家本身，也许存在着永恒的撕裂。“欧洲象征着梦想，一种对将来的想象……它也是一种威胁。但它从来不是记忆。”帕慕克写道。东方和西方在此难以定义：它们都如此纯粹，拒绝共存，却又不彼此相斥。连接两岸的加拉塔大桥从过去奔向未来，或从未来奔向过去；无论朝向哪个方向，它始终紧紧拥抱着另一端。真实的伊斯坦布尔始终在桥的中央：两岸的永恒凝视在蔚蓝的海浪之上，尽收眼底。

文章原题为：伊斯坦布尔：“西风劲吹”过后，历史记取了容颜，欧亚大陆之间的千面之城有难掩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