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投君：就在上周二津巴布韦议会启动弹劾听证之时，现年93岁的总统穆加贝宣布辞职，结束了他对该国长达37年的统治。而对穆加贝巨额财富的曝光也让津巴布韦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站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亲密关系始于毛泽东时代，并且是津巴布韦的最大投资者。然而关于这座昔日非洲的粮仓以及白人殖民者度假的后花园，你又确切地了解过多少？

在津巴布韦，很容易觉察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尽管已是二十一世纪，世代与土地共生的津巴布韦人仍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无论渔猎或耕作，土地便是他们的生命与信仰。

“没有家禽可以像野生动物一样学会安静。文明人已经失去了‘静’的能力，必须从它们身上重新学习静处。唯有如此，才能有朝一日被它们所接受……”《走出非洲》中，一个来自西方的农场主、猎手和殖民者，面对肯尼亚的草原，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津巴布韦有非洲第一个无篱笆动物保护区，在此，人们正是以最原始、最本真的方式与这片土地和栖息其上的生灵相处。在中部的万基国家公园，挪腾跳跃的狒狒们不请自来。如血残阳中，黑人服务生身着白色整洁的礼服在托着盘子从露天泳池边走过，旁边一群寻找水源的野象正在酒店的水塘边嬉戏。在马纳普尔斯国家公园，大象与河马更可与你的帐篷比邻。文明和野性，左右相拥。

历经多年殖民统治后，独立的津巴布韦重新赋予黑人对这片世代繁衍的土地的权利，但其方式却带来了灾难。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津巴布韦80%以上的可耕地被占人口不到5%的欧洲裔居民占有； 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时，土地成为民族主义问题。

1992年，津巴布韦开始强行征用白人土地。2002年，时任津巴布韦总统的穆加贝决定执行土改新政，让白人交出农场，分给黑人经营。据称到当年10月，980多万公顷白人土地被征收，26万户黑人农民得到安置。由于很多白人在这场臭名昭著的新政中失去土地甚至生命，他们大批地逃亡国外。

但土地分配并不公平。总统穆加贝本人及其家族拥有39座农场，他的亲密伙伴们也获得了大量优良地产，许多平民百姓却寸土未得。缺乏经验的新土地主使农业生产力迅速下降，竟然使曾经的富裕农业国在2000年后出现粮食短缺，全国八成人口陷入贫困。土地国有化给农业造成的损失达120亿美元，2013年初，津巴布韦已经陷入财政枯竭的境地，公共账户上只剩下217美元，被称为全球经济运作最差国家。人与土地的古老联系遭遇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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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的贫困

“早上好啊。”

“早上好。”

“睡得好么？”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我睡得很好啊。”

“那我睡得也很好。”

在津巴布韦的萨姆罗农场（Samro），六十多岁的看门人赛姆斯·门萨（Sems Menza）绕口令式的问好，隐含着津巴布韦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赛姆斯今年60岁，除了看门，还负责花园的维护工作。农场保留了很多英国人留下的东西——农场是白人在罗德西亚殖民时代带来的生产模式，仿佛这里的生活从来都是如此。

白人被驱逐时带走了很多机器设备，但很多东西留了下来，包括管理模式和殖民时代的生活方式。进入农场，敲敲挂在电网外的大树底下的铁片钟，赛姆斯就会慢悠悠地出来开门。农场漂亮的主屋是一栋带有俄式风格的红色欧式建筑，是由上一任的白人农场主自己修建居住用的别墅。

佣人把厨师做好的饭菜呈上，每道菜都用精致的瓷器盛放，包括开胃菜、主菜和甜点，当然，还有饮料。农场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己自足。农场主卡杰西夫妇（Kajese）特别推荐全手工磨制的棕色玉米糊（sadza），它是在露天的火炉上用天然燃料熬制而成，是农场特有的美味。

图说：对于津巴布韦人而言，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与信仰。清晨，萨姆罗农场经理办公室里，大伙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卡杰西夫妇经营的这个农场离哈拉雷不到200公里，面积大概700公顷，它们延绵在一片宽度为2.55公里的长方形梯田上，上面种植麦子、玉米、土豆、向日葵，还有部分烟草。除了农作物，农场还养了200多头奶牛和羊，以及其它一些家禽。农场在旁边的河上专门建了一个水坝和发电站，以应付经常的停电。这里日常雇佣50到60个农民劳作，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人。

图说：刚巡猎回来的卡杰西先生，他是农场的真正拥有者。

卡杰西先生的背景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何拥有这一丰腴产业。他是穆加贝在20世纪70年代反殖民游击战争中的忠诚战友，1980年国家独立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是负责办公厅和外联事务的高官。土地国有化中，他得到了这个农场，还有前殖民者的黑人雇员。他每周末到农场来休息打猎，顺便帮太太打个下手。他认为，农场可以成为一个和旅游业相结合的观光产业，可以接待更多客人。

在《我的父亲》里，生于津巴布韦的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借小孩的嘴向读者诉说津巴布韦：“知道吗？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就是天堂！”在卡杰西的农场里，仿佛可见天堂的影子。

金秋十月，旱季马上结束，金黄色的稻浪随风翻滚，背着孩子的土著黑人妇女成群结队，把由收割机收割困扎好的麦垛运上拖拉机，附近，另一群农民正在为雨季来临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用泥铲把田埂间的土松了又松，再施上化肥。

不远处，巡逻员正背着枪来回走动，那是一片绿色的烟草种植地。烟草历来是津巴布韦的创汇大户，国内云南的很多烟草大户，每年都会从津进口很多烟草进行加工。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过去的津巴布韦一直是非洲的粮仓，也是白人殖民者度假的后花园。今日，农场上下依然一片丰收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象已身处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麦垛堆积如山的金色田野给人以幸福的幻觉，然而视线一旦从远方收回，普通农民身上破落的大补丁和简陋的农具，顿时展示着残酷的现实。

土地国有化后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物价飞涨，穆加贝反而大印钞票，导致了不可思议的通货膨胀。2001年以来，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两亿三千万，无数民众冒险涉水进入邻国南非寻找生路。

“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我被告知说，那里依然有没有被砍伐的原始森林。……1956年，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原始森林，如今几近毁灭……是的，人们得吃饭呀，要有燃料呀。”莱辛在《非洲的笑声》中回忆了自己多次回到津巴布韦的所见所闻。出于对新国家的失望，她在2007年诺贝尔奖领奖致辞中谴责了穆加贝政府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和之后的不可持续性开发。然而这一切，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都是无稽之谈。

“她也许写出了她的真实感受，但未必真的了解我们。”谈到莱辛的观点，卡杰西先生魁梧的身躯陷入农场办公室巨大的沙发里，眼神里流露出不屑的表情。这注定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作为土地国有化的受益阶层，卡杰西自然选择站在穆加贝一边。他们的看法是：作为世居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黑人有权利要回土地。即使他或许心知肚明，并非每个黑人都有他这样的特权。

图说：自由画家Dreadman，靠给黑人聚居区的一些店铺写造型装饰字、制作牌匾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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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里的漂亮校服

尼古拉斯·奇卡扎扎先生（Nicolas Chikazaza）是农场的副经理，他和妻子、4个孩子住在别墅旁边一栋低矮的房子里。一个炎热的下午，他用大型拖拉机载我到河边，淌过河水，走上一段山路，去看看山里的一座小学，顺便探访他在学校里念书的孩子。

河水缓慢流动，但在雨季来临的时候，激流曾经卷走过农场里的两个孩子。从一个荒芜的山间小道毫无希望、口干舌燥地走上两个小时，然后突然有一面巨大的津巴布韦彩色地图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那里孩子们在学舍墙壁上的涂鸦。

校长热情地接待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孩子们则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男生们穿着蓝色的高筒袜，黑灰色的学生装短裤；女生们着白色的袜子和裙子。你无法想象，他们都是从一个个茅草屋里钻出来的，把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你。

草场上举行一场即兴舞蹈表演。演奏乐器的孩子排成一列，其余人男孩在前，女孩在后，就着鼓点开始舞蹈。那舞曲是多么富有诱惑力！男孩子们高声叫喊着，手指钢琴（mbira）在指尖有力地跳动着，脚底下扬起一股股沙尘。在学校的另一角，一个音乐老师正在给满屋子的学生上基础课。津巴布韦的确是非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至少曾经是过。简陋的校舍，讲课内容却很专业，是英国人发明的记谱法——首调唱名法(tonic sol-fa)。孩子们一个个张着嘴巴用力地跟着老师发音，有些可能都吃不饱肚子。

回农场的路依旧漫长，一位叫Bibiana的女孩与我们同行。尼古拉斯告诉我，像他这样的家庭，因为有稳定的收入，勉强可以给孩子置办一身漂亮的校服，但是对于一些临近村落的孩子，拥有校服是非常奢侈的事情。由于多年的殖民传统，穿校服已经成了一种仪式，父母哪怕如何节衣缩食，也会想方设法为孩子弄到一身。实在没钱置新的，就弄二手的。Bibiana的衣服，就是她父母亲生前省吃俭用为她省出来的。她父母已经因艾滋病在两年前去世，留下她和弟弟、姥姥、还有一条狗相依为命。这片土地充斥着这样悲伤的故事。

每年雨季来临，河水淹没了过河的通道，孩子们就面临失学的危险，唯等水位退去后才能复课。造桥、接纳更多的艾滋病孤儿到农场里来住，以及更好地带动和改善附近村民的生活，都是卡杰西夫人接下来想做的几件事情。

在农场附近一家土房子门口，几个在门口站着的女孩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尼古拉斯说：她们很饿。我拿出兜里的一袋方便面，没想到她一下子跪倒在我的脚下，让人不知如何应对。

屋内的景象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女孩子是不是都感染了艾滋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很多女孩子通过卖淫换得粮食和衣物，而当她们意外有了孩子，只能通过出卖肉体来养活，如此进入一个黑暗的死循环。这里的男人通常不使用安全套，一来缺乏教育，二来吃都吃不饱，怎么会有钱买这个。但后来在农场的医务室里，胖胖的护士却从抽屉里拉出一打又一打的避孕套给我看，仔细查看上面的logo，印有“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助”之类的字样，早已过了使用期限，却根本没到达穷人手中。很多国际组织的捐献，到最后只不过是沦为官员们作秀的工具。我想起哈拉雷大街上看到俏皮的英文标语：“别急，安全套又回来了!”对商品断货没有一丝歉意。

霍乱也曾经多次困扰着这里的人。就在半年之前，大约有八万多人感染了霍乱，其中有三千多人被夺去生命。从哈拉雷驱车开往农场的路上，路过一个医疗站。那是一个干净漂亮的二层小楼，掩在一片树丛里。里面设施惊人的齐全，病房干净整洁，但是里面没有一个病人。无疑，这里仅仅是个漂亮的摆设。“这是政府专门为霍乱时期配备的，但是现在霍乱的病人已经很少了，我们战胜了它！”这里的负责人微笑着说。无论是霍乱还是艾滋病，贫困是最大的根源。政府的不作为和无效率，让不公正有了滋生的土壤。和那些过期的避孕套一样，红色的英式格子床单和崭新的医疗设备上也落满了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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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笑声

某日，在去往乡下一辆颠簸不堪的小面包车上，有人用手在我的后背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一捆密密麻麻的津巴布韦纸币，主人是后座上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学生，用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示意我把钱递给靠近我的司机。我认识那捆纸币，面额是一千亿，之前在哈拉雷超市外的地面上随风翻卷，像垃圾一样被人抛弃。由于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津巴布韦已经在2009年宣布停止使用本国货币，代之以美元和南非兰特，很多穷人在一夜间变得一无所有。

货币改革之后，因为没有更多的零钱找给顾客，很多“一美元商品”大行其道：一小堆西红柿，一听可口可乐，还有这辆面包车的车费。更多达不到一美元价格的商品也被打上一美金的标签。城里的津币几乎销声匿迹，很多银行都在发生挤兑现象，人们排队疯抢可怜的美元。

然而在乡村，津巴布韦纸币是许多人唯一的财产。抱着三万亿元买车票，对他们而言并不荒谬可笑。这是对逝去的财富的无力证明。而作为一种变相的安民政策，政府也选择默认他们继续“挥霍”这些法律上已经不存在的巨额资产。虽然大部分城里人依然买不起一美元的可口可乐（它都快成了一种货币），农村展示了一个更真实的津巴布韦。

图说：2014年4月29日，哈拉雷国际艺术节开幕，从1999年创办以来，该艺术节就成为了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一年一度的盛会，艺术节每年都会邀请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前来演出，即使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也从未间断。

但这并不意味着艰辛的生活已经夺走了他们的笑声。在《四回津巴布韦》里，莱辛这么描述她听到的非洲笑声：“那是妙不可言的非洲笑声，发自五脏内腑，抓住全身的笑声。浸透着开朗、幽默的人生智慧。那是穷人的笑声。”

2008年，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曾经做过国家幸福指数调查，适逢津巴布韦政治和经济都最困难的时刻，结果津巴布韦排倒数第一。这惹恼了穆加贝，他干脆站出来宣布津巴布韦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不得不说，在这点上，他自信了解自己那些乖顺的子民，就连莱辛也被津巴布韦人的性格所感染。 就如同赛姆斯对我的问候：“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津巴布韦人如此淳朴的逻辑，背后是随遇而安的性格，用松弛的神经来面对困难，是渗透到黑人血液里的生活哲学。

图说：哈拉雷的维多利亚瀑布位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交界处，和南美的伊古亚斯瀑布、北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成为世界三大瀑布。

根据世行的数据，这个国家的情况正在好转。至少，如果每一个农场都如同卡杰西夫妇的一般富足，更多的人便能达到温饱。临行，卡杰西夫人准备了传统的送客仪式。农场的所有员工聚在一起，背靠殷实的粮仓，载歌载舞。一只肥硕的山羊披红挂绿闯进了人群——那是所有人送给客人的礼物，象征贵宾的礼遇。虽然拒绝了这份厚礼——这只羊可让农场附近那些饥不果腹的人饱餐多少顿，这份热情始终难忘。可以肯定，这些穷困的百万富翁不会放弃对于生活的信仰。

雨季即将来临。雷电霹着了树，草木成灰，干涸的土地变得肥沃，仿佛空气中你看到听到闻到的一切，都为新一季的生长凝聚能量。非洲的大地，能让人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土地的存在。我一直想象回到那里，等待甘霖抵达，聆听穆萨萨树新枝发芽的声音。